2010年代，我们目睹了一场改写游戏规则的“身份认同”危机。街头服饰不想做街头服饰了，时装也不想做时装：他们决定成为对方。
2009年，virgil abloh和don crawley在芝加哥的柳条公园（wicker park）开了一间名为rsvp gallery的精品店，把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和kaws的艺术作品，和comme des garçons、古董chanel、a bathing ape，和ambush的首饰放在一起。jazmin soto则开始和hood by air的shayne oliver在纽约布鲁克林举办了ghe20g0th1k派对，由社交场合衍生的独立服饰品牌hood by air刚开始风生水起。当时louis vuitton的创意总监还是marc jacobs，他邀请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一起设计了奢华运动鞋胶囊系列。
韦斯特当年给louis vuitton设计的高帮球鞋“jasper”、中帮“don”和低帮“mr hudson”，曾是街头文化壮大的成功标志，他本人也从奢侈品的消费者变成了创造者。当然了，那时早就有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和阿迪达斯（adidas）在y-3系列合作（创办于2003年），alexander mcqueen也和puma合作了mcq（创办于2005年）。不过，这些合作关系只是表明了时装设计师愿意在轻便的球鞋和运动服饰上发挥才华，但韦斯特和louis vuitton就完全不同了：不是高端时装“下沉”，而是街头文化在“向上”。
“旧奢侈品”曾是“排他”、“渴望成功”和“诱惑”的同义词，如今已被一场基于社会包容、可得和知识的运动取代。积极进行新实践的品牌、艺术家和设计师对旧奢侈品的规则太熟悉了，他们把规则改写得更符合自己的需求。他们懂得品牌培植欲望和关注者的方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关注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奢侈品从一门行业变成一种文化平台，使街头文化的存在合理化。
“旧奢侈品”已被一场基于社会包容、可得和知识的运动取代。
到了2010年代，坎耶·韦斯特已经成为知名的时装偶像，这是此前的明星时代未曾有过的。他在2011年与jay-z合作的专辑《watch the throne》开创了某种“奢华说唱”的风格，由riccardo tisci负责专辑封面和巡演服装的艺术指导。韦斯特对tisci时代的givenchy系列的支持，也强化了奢侈品牌在街头文化领域的声望，把罗特韦尔犬和鲨鱼装饰的连帽衫和运动衫变成令人垂涎的商品。关注街头服装的受众开始越来越关注t台。shayne oliver的hood by air和virgil abloh的off-white并不把自己定义为百货公司“当代价位”的街头品牌，而是与已故欧洲设计大师的时装屋同属一个联盟的“设计师品牌”。
高速传播的社交媒体和互联世界改变了全球消费语言。你能看到的和你能买到的已经可以同步，时装因此成为一种用以观赏的新景观。instagram等平台的崛起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时装掌门人对潮流和品味的话语权，独立创作者和品牌无需讨好传统零售商和杂志就能培育属于自己的受众。
“街头文化”和“奢侈品”之间的界限没有被打破，只是变得扁平了。
rhuigi villaseñor的rhude、kerby jean-raymond的pyer moss和jerry lorenzo的fear of god等品牌在旧世界热烈拥抱他们之前，就实现了成功。这些品牌尤其建立有辨识力的消费者支持上，而这部分消费者通过自学培养的品味正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种观点不仅存于坚定不移的品牌粉丝之中，也存在于在时装品牌质量下滑时敢于指出问题的鉴赏家们。就在那时，我们知道，“品牌”不再是一个精英汇集的俱乐部，而是围绕文化可信度聚集受众的平台，是把品牌变成真正社群的秘密配方。
“街头文化”和“奢侈品”之间的界限没有被打破，只是变得扁平了。
virgil abloh在2014年告诉bof，“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做到james jebbias、shawn stüssys那样……所有这些街头服饰传奇，我们有责任接过他们的工作。”这确实很有先见之明，那一刻更像是某种转折点。那篇采访的标题是《街头服饰的新卫士》（streetwear’s new guard），启发了farfetch近期以6.75亿美元收购那家公司的名字——new guards group。这家总部位于米兰的公司近年孵化了最受人们热议的时装品牌，包括off-white、palm angels、county of milan和heron preston。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原点。2018年，在文化挪用丑闻之后，gucci重启了与dapper dan在纽约哈林区原本停业多年的精品店。韦斯特的yeezy系列以及他与阿迪达斯的持续合作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以及政治文化）的热门话题。dj与街头服饰品牌been trill的三位成员——heron preston、matthew williams和virgil abloh，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了响当当的时装人物。
即便是kim jones（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街头服装经销商gimme five，这是michael kopelman创办、stüssy和supreme最早的批发商之一）也完成了两个“闭环”。首先是2017年supreme与louis vuitton的联名合作，以及最近与shawn stüssy在dior最新男装秀的合作。在新奢侈品世界里，令人渴望的不再是高昂价格，而是文化价值。supreme和stüssy的成功故事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一整个梯队的时装爱好者都被时装界忽略了。所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一种被忽视的市场的文化代码再造时装。这个过程中，他们帮助时装和街头服饰创造了一种新的通用语言。
virgil abloh入主vuitton,以及shawn stüssy与dior合作，并不意味着街头服饰的地位提升了，而是奢侈品走进了新的战场。奢侈品从街头服饰得到的最重要经验不是类似drop式上新、或是联名合作，或者是运动服饰和军装的经典美学；相反地，街头服饰的风格遗产建立在强大而自信的品牌身份认同及其共有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诞生在一个“do it yourself”的创意世界，夜店文化、朋克、雷鬼和嘻哈音乐文化等等。新的奢侈品诞生在创意人士的手中，他们编写自己的游戏规则，并因此功成名就。我们如今都在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
